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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股權”可能引發的法律風險與出路
    發布時間:2020-04-14

      摘    要: 實踐中,夫妻一方未經配偶同意擅自轉讓婚后取得但登記在自己名下的股權,通常會被定性為股權轉讓的無權處分。但實際上究竟有權還是無權,往往同股權歸屬相互交織在一起而顯得較為復雜。在以夫妻共同財產出資的場合,股權歸屬對外呈現的樣態無非只有兩種:一是股權歸屬于股東本人;二是股權歸屬于夫妻“共同體”。前者可能意味著對外不存在“夫妻股權”,而后者恰恰相反。所以,對外是否存在“夫妻股權”這一問題就成解決涉及婚姻家庭股權轉讓糾紛的癥結所在。而解決該問題,“潛在共有”和股權獨立理論可以成為一塊兒“敲門磚”。

      關鍵詞: 夫妻股權; 股權轉讓; 無權處分; 股權獨立;

      案情復述:A和B系夫妻關系,兩人于1988年10月27日登記結婚。C系A的弟弟,1996年,A投資28萬元與C共同成立一家有限責任公司。2004年該公司更名為F公司,并增資50萬元,A累計出資78萬元,持股比為10.71%,該部分股權登記在A名下。2013年3月15日,A未經配偶B的同意,和C私下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書》,內容是:A把自己在F公司10.71%的股權以原價,也就是78萬元轉讓給C,轉讓金于當日付清。但是協議簽訂后,C實際上并未支付78萬元轉讓金。2013年4月12日,F公司變更登記,將A在F公司10.71%的股權所有人變更為C。

      爭議焦點:(1)F公司10.71%的股權系A個人財產還是夫妻共同財產。(2)A對F公司10.71%的股權是否有獨立的處分權。(3)C是否系善意第三人。

      提出問題:夫妻一方未經配偶同意擅自處分股權作為實踐中典型又多發的夫妻商行為,如針尖麥芒般引發了民法、婚姻法上夫妻共同財產與公司法上外觀主義的碰撞,前者代表的是平等的家事代理權、夫妻雙方的真實合意,后者代表的是商事身份行為的獨立性、商事交易的安全性,這種理論上的明顯分歧已經直接影響到法院司法裁判的公信力,在實踐中引發了很大的爭議。以股權的獨立性作為根基,借此否認外部夫妻股權的存在無疑是解決矛盾的最佳選擇。

      一、股權的束縛

      股權在形成時必然伴隨著兩種變化:其一是身份的轉變,即出資者為獲取收益把資產投入公司的同時獲得了一個全新的身份——股東;其二是權利的嬗變,變現為出資者對該資產原本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等可以直接支配的權利演化成依附于公司生產經營的股權。

      從上述股權形成的路徑來看,出資人身份和權利上的變化都要依托于出資的財產,但是在股權形成之后,比起出資財產,股權的權利外觀以一種更直觀的狀態呈現。出資財產和權利外觀在表征股權上,兩者“一前一后”、“一內一外”,所以在股權歸屬判定上難免會出現不和諧的情形:在出資財產所有人與登記持股人呈現同一性的情況下,無論是根據財產權規則,還是根據公司法所確立的持有外觀主義,在判定結果上不會有太大的差異;但是,在股權的持有外觀和作為其形成基礎的出資關系有出入的情況下,無疑會造成股權歸屬判定上的沖突,“夫妻股權”就是一個典型。之所以會有此稱謂,完全是受財產出資束縛所致。實際上,股權依附于出資財產以“夫妻股權”的形式存在無非是為了保護股權背后的夫妻內部的財產關系,但是在該內部關系目前已經有保障的情形下,股權或許可以跳脫出夫妻共同財產的束縛,剝離掉“夫妻股權”中的屬于夫妻共有的部分,以一種相對獨立的形態對“外”呈現。
     

    “夫妻股權”可能引發的法律風險與出路
     

      二、諸多角度看不存在外部“夫妻股權”

      (一)股權權益的綜合性。

      “股權是一項綜合性權益”這一說法可能飽受詬病,但股權本身兼具財產權益和身份權益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針對夫妻關系存續期間登記在配偶一方名下的股權,就這兩項權益而言,未被登記的股東配偶僅就由該股權產生的分紅、轉讓價款等財產性利益享有共有權,并不享有除此之外的管理權、表決權等專屬于股東個人的權利。因此,不能把“夫妻股權”與夫妻共同財產混為一談。

      (二)《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十六條。

      我國法律從未明確認可股權屬于夫妻共同財產,與此相關并容易產生混淆的法律規定可能就是《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十六條的規定,對該規定作文義解釋,可以理解為:夫妻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以任何一方名義在有限公司的出資額系屬夫妻共同財產的范疇,離婚時應當予以分割。這里說的是“出資額”屬于夫妻共同財產,但“出資額”并不等同于股權。雖然筆者個人可能并不認可該規定中“出資額”的表述,首先是“出資額”從字面理解更側重于表征貨幣出資,涵蓋不了實物、知識產權等其他出資形式,其次是出資人早在出資時就喪失了對該出資財產的直接支配權,該出資財產的所有權人已經發生轉變。但無論是“出資額”亦或是其他任何僅指代股權在公司中所對應的財產利益的表述與股權都絕非是同一個概念。

      (三)我國現有股權交易習慣。

      實踐中,股權轉讓交易中的轉讓一方通常只有股東本人,并不包括股東的配偶;交易習慣不要求轉讓方向受讓方出示其配偶同意的書面承諾或者授權委托書,受讓方也沒有索取和審查的義務,更沒有調查、詢問股東配偶本人是否已經同意的資格。即使在實踐中作出類似的、滑稽的要求,也是徒增雙方的交易成本,其可操作性可想而知:“蜻蜓點水式”的審查和詢問都是“走過場”,是否真正征得股東配偶的同意對受讓方來說難以判斷,所以很多情況下即使受讓方審查也都是徒勞,憑借的完全是股權轉讓方的誠信;但是,受讓方的“手”一旦伸得過長,就會觸及到夫妻間的隱私,因此審查的“度”的拿捏對受讓方也是一種考驗。

      (四)立足于《公司法》所確立的持有外觀標準。

      通常認為,《公司法》在確認股權歸屬時并不追究作為其基礎的出資財產的來源和歸屬,以贓款出資獲得的股權就可以很好地說明該問題,所以在公司法上并沒有“誰出資,股權歸誰”的道理。夫妻一方在獲得股權、以各種登記形式表征于外后,該股權就被定型化,其各項權能均歸于記載為股東的一方,在夫妻內部可能存在的僅是共有的“股權”財產;而在對外關系上,所謂的“夫妻股權”是不存在的。所以,公司法更傾向于關注股權在公司章程、工商部門登記簿、股東名冊等形式文本上所呈現出來的持有外觀,比如作為《公司法》中的必不可少的主體———公司,其只認可記載于本公司制備的股東名冊上的人為公司股東———在股東會召開前夕對照股東名冊打電話通知股東參加會議。

      (五)《公司法》第七十一條第二款中的“外人”。

      股東對外轉讓股權必然會導致公司新成員的加入,而新股東與之前的股東間不必然存在彼此信賴的基礎,所以為了維護公司的人合性因素,《公司法》第七十一條第二款作出股權的對外轉讓需要除該轉讓股東之外的其他股東過半數同意的規定,以此限制外部人的進入。不為公司和其他股東所知的股東配偶欲要進入公司、獲得內部人的身份是否需要經過其他股東程序上的認可,在實踐中已經有法院以司法裁判的方式給出了答案。

      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針對夏某與李某股權轉讓糾紛案作出二審民事判決,其裁判要旨中提到:股東的配偶主張股東身份、進入公司需要經過其他股東過半數同意。從該表述明顯可以看出本案適用的是股權對外轉讓的規定,而在《公司法》第七十一條第二款的語境下,裁判者的言外之意就是:本案中的股東配偶是“外人”———“股東以外的人”。

      三、“夫妻股權”可能引發的法律風險

      夫妻關系既簡單又復雜,關系和睦、沒有利益驅使的時候,“風平浪靜”,也不會涉及到外部人;但是夫妻間一旦出現問題,各種不確定性顯現。這種不可預測性在夫妻共有股權,但只登記一方的情況下,波及的范圍會從夫妻雙方擴大到股權所能輻射范圍內的其他外部主體,引發諸多法律風險。

      (一)股東配偶面臨的困境———主張行使股東相關權利存在法律障礙。

      在股東配偶并未記載于公司股東名冊或者工商登記資料,而且公司以及其他股東事先不知道股東背后還有股東配偶存在的情況下,單純基于與股東之間存在夫妻關系、出資屬于夫妻共同財產、夫妻之間有約定等,股東配偶對股權的一系列主張根本無法及于公司及其他股東:股東配偶也不能直接要求公司對其分紅,即使夫妻之間有關于公司分紅的約定;此外,股東配偶即便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其他股東在公司經營中的行為損及其財產利益,并以此為由向法院起訴主張行使股東知情權,也會因主體資格的欠缺而面臨敗訴的風險。其他權利亦是如此,行使路徑都不會通暢。

      (二)公司面臨的風險———在動蕩中發展

      1、股東之間出現信任危機,公司喪失穩定的基礎。

      作為以人合性為基礎的有限責任公司,其正常經營、發展及壯大的前提都是股東間的彼此信任,一旦公司的人合因素遭到破壞,其發展很可能陷入窘境。股東配偶如果要求確認股東資格進入公司,一個完全的陌生人的進入往往是對公司內部治理規則和體制的弱化,是對股東間信任的破壞,而一旦股東間信任基礎崩塌,各種矛盾就會接踵而來,股東間的亦或是股東與公司間的,但最終都損及公司的穩定與發展。這也是為什么很多公司創立過程中會通過股東間協議對彼此的出資、資質等予以限定,在成立之后通過公司章程等內部文件對新增股東、股權對外轉讓等與“人合性”密切相關的事項加以限定的原因。

      2、公司頻頻涉訴,影響經營。

      根據《公司法》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如果股東配偶向法院起訴請求確認其股東資格,或者請求確認自己未參與表決的股東會決議不成立、無效或者撤銷決議,都應當列公司為被告。一旦把公司涉訴,其在訴訟中的勝敗在所不問,長此以往,公司無疑會陷入訟累,不僅影響公司內部經營,而且會產生負面的外部效應。

      3、公司治理陷入困境。

      與股權相關的一系列行為,作為帶有強烈身份性的商事行為,無論是立法上還是司法上都不應該為其留有考慮家庭身份關系的空間,它與婚姻家庭領域的身份不同,婚姻家庭領域只有“家”,而公司法領域除了“家”還有公司,如果在司法審判中,習慣性地將婚姻家庭中的身份關系,推及到商法領域,具體應用到股權轉讓行為中,一定會使公司內部治理規則和治理體制形同虛設,進而從根本上、實質上妨礙另一方行使商事權利的獨立性,有違商事自治原則。

      (三)對商事交易的風險———損及交易安全和效率。

      安全和效率,是保障市場交易秩序的重要因素。為了維護市場交易秩序、提升交易效率,股權交易的相對方對“商事外觀主義”和“公示公信原則”的合理信賴應當受到保護。但是“夫妻股權”所呈現出的權利外觀,隱藏了股權出資是夫妻共同財產的真實情況,記載背后的“夫妻股權”若要浮現出來,外部交易的相對方在交易時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了解交易對方的狀況、降低交易的復雜性。

      (四)道德風險。

      就股權轉讓而言,待交易完畢后,夫妻雙方很可能在日后出現雖然關系和睦、但雙方或一方認為賣虧了,反悔想要拿回股權的情況,此時有極大的可能性會以股東未征得配偶同意、股東配偶不知情為由,主張夫妻一方無權處分,進而要求法院宣告合同無效。這種做法有違誠實信用,觸及道德底線。

      總之,“夫妻股權”會被夫妻關系引發的各種不穩定因素所波及,進而引發諸多外部風險,但是這些風險不應該由外部其他主體承擔。

      四、股權中股東配偶的財產利益如何保障

      股權在婚姻家庭中被關注的更多的是其中的財產性利益,當夫妻處于親密關系時,一方擅自行使股權可能會發生損害財產權益的情形,但是因為親密關系的存在,沖突一般會被消解于內部。即便夫妻婚姻關系無法繼續,如果雙方還有“情義”和“溫情”可言,也完全可以通過自由協商解決財產紛爭,無需法定的夫妻共同財產制的介入。也有學者認為,在夫妻婚姻關系正常存續期間,雙方無論是行使財產權利還是承擔財產義務,大多數情況下都無法可依。其實不然,現實生活中,真實的夫妻生活不需要法律準則作為指引。此外,兩人共同行為不見得對夫妻共同財產的增加有所助益,因此大多情況下股東配偶對股東一人行使各種股權的行為不會過度干涉。

      從司法實踐的經驗來看,股東配偶權益唯一可能受到損害的場合就是:溫情脈脈的面紗已經被撕開了,夫妻關系惡化、面臨離婚危機,股東擅自轉讓股權,侵占夫妻共同財產。在這種場合下,夫妻雙方不僅夫妻做不成,連情義也蕩然無存,此時處分人的主觀“惡意”和相對人的“明知或者應知”,可以通過適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的第(二)項和第(四)項的規定否定股權轉讓協議效力的方式進行規制;即使為了維護商事交易秩序、保護無辜的買受人,在受讓方“不知”時肯定其合法取得股權,權益受侵害的股東配偶也完全可以在婚姻關系無法挽救時通過適用《婚姻法》第四十七條的規定來制裁“惡意”的配偶以獲得權利救濟。

      所以說,否認“夫妻股權”的存在并不意味著對股東配偶權利受損的救濟無跡可尋,并不會導致對夫妻關系另一方的實質不公平。

      五、夫妻股權的出路

      (一)潛在共有。

      按照日本學者我妻榮的理論,對待夫妻商行為,我國婚姻法規定的夫妻雙方對財產的“共同共有”應該解釋為一種“潛在共有”。在“潛在共有”理論的涵攝范圍下,就夫妻內部關系而言,當夫妻雙方講求“情感溫度”時,法律無需介入,這時候并非否認夫妻間的“共有”,只是這種“共有”并不表征于外;當夫妻將婚姻關系破裂、離婚或者夫妻一方死亡時,遵循的是傳統“共同共有”理論下的財產權取得規則———根據取得財產的貢獻確定財產的實質歸屬為夫妻“共有”———這時夫妻雙方財產的“共有”會表征于外,進而根據具體的財產分配規則來確定夫妻間共同財產的清算;就夫妻外部關系而言,在股權轉讓的場合,夫妻股權的“共有”并不表征于外,完全以股權登記的名義人為準,可以避免婚姻家庭領域的特別制度以及夫妻內部關系的復雜化對股權交易安全產生的威脅。

      (二)股權獨立。

      “股權究竟是什么”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之所以股權的性質難以界定,在學界難以達成共識、形成定論,究其本源還是因為其承載或者依附的東西過于繁冗。面對夫妻一方未經配偶同意擅自轉讓股權的難題,只有在剝離了本不應該由股權承載的保護夫妻共同財產的功能之后,才有可能討論夫妻股權在對外交易上出現的問題。如果秉持商法自治思維,將夫妻股權按“內在共有、外在獨立”對待,其對外的相關商事行為無須經配偶一方同意,也無需對配偶的意思表示做出解釋或推定,這在事實上會使公司法的一系列規則變得異常明朗:無論是股權認定規則,還是股權之轉讓自由,亦或是股權交易安全與效率。

      所以,或許我們可以嘗試著把因出資而產生的財產關系循著股權形成的路徑從股權中抽離出來,這樣不僅可以避免股權淪為“夫妻股權”和“股權代持”等內部關系崩塌的犧牲品,最重要的是可以還股權一種對外行使自由的狀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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